学上，他们有着比卫希颜更坚定的信念。
交趾国中是有儒学的，在隶属东汉和唐朝的时期，儒学传播最盛。而在五代交趾独立为国后，前后历吴、丁、黎三朝，均是戎马倥偬，国祚短暂，王族和贵族为了巩固统治，便推行崇佛抑儒的政策，又因重军功而重武轻文，儒学便受到抑制。直接到李朝立朝五六十年后，国家渐渐安定，需要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治国安邦之策，于是在崇尚佛教的同时，开始重视儒学，大修文庙，尊孔子，并开科取士，同时考释、道、儒三家的经书，使儒学的地位得到提高。大宋攻破交趾时，李朝已推广儒学六十多年，国中贵族多半都是学过儒经的。
这对安南路推广儒学来说有利有弊，其利在于有基础，推广更容易；其弊则在于归心更难。凡是地域狭小的国家，民族特性多半都深藏着自卑，而因为自卑，所以敏感，表现于外的就是极度的自尊，自负，甚至到自大。譬如高丽，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用的是汉字，学的是儒家，医学、官制等等都是由中国传入，明面上对中国称臣，骨子里却不以臣居，自认为将儒家文化学Jing了，将华夏文明高丽化了，就是“正统”了，心里未尝不以“中国”自居。交趾也是如此。宋时的交趾国在卫希颜记忆中只是越南的一半，却在向南、向西征伐扩张时，以“中国”自居了——所以外邦要向交趾称臣。大宋的宰执们对南北这两个弹丸之国的自大很是不屑，鸿胪寺负责高丽事务的官员们认为应该狠狠打高丽人的脸，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正统”，安南路的官员们则喜欢用卫希颜说的“碾压”二字，用文明碾压他们，让学过几部儒学经书、以广修文庙为荣的前越国贵族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儒学，什么是真正的崇儒。
随着安南路的官学教育推进，前越国的贵族们，也不得不低下他们自认为高贵的头颅，重新接受大宋的儒学教育。尤其是他们推崇的所谓大儒在交州官学的讲经堂辩论上羞惭而退后，就再不敢有人说“Jing通儒学”了。各个贵族不得不将子弟送往官学接受儒学教育，因为不入学则无仕途，如果家族三代无人出仕，纵有家财百万贯，也是徒有富而无贵了。
除了官学大兴儒学外，所有家馆、私塾都被要求讲授大宋的官本儒经，至于前越国的儒经刻本则被废止讲习。
与此同时，历史教育也在官学、私学中推行。
新的历史课本是国史馆于建炎年间编撰的《华夏史》，安南路使用的是最新的第四版，其中就有交趾的篇章，从最古早的炎帝神农氏后裔鸿庞氏为王，到秦统六国为华夏王朝属地，历两汉、东吴、隋、唐，皆为归属，直至五代时期的南汉王朝，交趾兵变脱离中国，方有“大瞿越国”——从历史归源，交趾属于华夏。所以，越人不是亡国，而是回归。
以史为教，可增强对华夏的归属感，大宋宰执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读史不仅是鉴为政得失，还可教化归心为用。
安南的官学教育在一开始就打破了对平民的藩篱，上官学不再是贵族子弟的权利，招收平民的名额大幅提高，与贵族子弟的名额同等。学杂费则大幅降低，而贵族学子的花费则体现在更好的食宿条件上。同时提供勤工俭学及助学贷款，扶助家境贫困的学子。
因安南路头三年赋税朝廷不取，经略司有足够的钱财花费在教育上。三年之后，安南路的情况已有了良好的势头，大片的荒野重新变成有产出的耕地。广西、广东沿海的诸多疍民，在当地官府和安南经略司的引导下，迁到了安南路沿海的地带，拥有安南官府给予的荒地，并贷给农具、耕牛和种子，开始了陆上的耕作生活。安南的溪峒羁縻州也驱赶着交趾奴隶，开垦、种植。由于官府大力推广新式农具，并推广中原的耕作法，粮食产出比越国时要高出好几倍。除了粮食外，还种植甘蔗、棉花，收获后进入炼糖、酿酒和棉纺作坊，分销安南本地和南掌、占婆、真腊等国，商贸已呈现繁荣景象。这些都为安南路带来越来越高的农赋和商税收入，足以支撑安南路在文教上的持续投入，并且有能力在官学中实施朝廷在诸路选择性推行的《大宋国民义务教育律》。
按照《义务教育律》的规定，帝国内所有国民，不分民族，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诸户年满五周岁的男童必须送入蒙学，家中只有女童没有男童的，必须至少送一位女童入蒙学，接受三年蒙学教育，学杂费皆免。又规定，有条件的州县可以在三年蒙学义务教育之上，再增加八岁至十二岁的四年小学义务教育。
以安南路的财力，完全有能力推行蒙学到小学的义务教育，包括溪峒的子弟。但溪峒的奴隶却是享受不到的，当然这不是官府的规定。作为溪峒的附属财产，奴隶们可以信佛教或道教，但不允许读书识字。
朝廷在普查诸路的识字率时，安南路的溪峒羁縻州是不计入人口基数的，而在州县官学上学的溪峒子弟却计入识字人口中，便等于分母减小，而分子增大，计算出来的识字率自然就比较高了。当然，最主要还是因为安南路的文教普及。
而在陈如瑛因公职调离安南路的第十个年头，也即大宪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