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地里使绊子。
一般说来，地方上的政务，都是由这些胥吏把持，他们父子相传，形成了世代胥吏户，十分熟悉当地的人情世故和欺上瞒下的窍门，让上面的主官畏惧处理政事，他们有的是手段。当然大多数的越族上官自恃清贵身份不屑于亲自处理政务，在职任上主要是游山玩水，宴饮歌舞，奢侈享乐，拿着下属的供奉，政务只管签押。胥吏们就靠着贿赂上官和把持政务的手段，或隐匿户册，或擅自加税，或收附加杂钱，压榨百姓取利……种种手段，不一而足。现在换了朝廷，换了严厉勤政讲仁以爱民的主官，以前那些勾当眼见得收敛，损失过往利益，让胥吏们如何甘心？这些猾吏口中喊着“大宋万岁”，心里却在想着怎么施展手段，架空上官，或拉上官下水。
这些越国胥吏的手段，宋朝的胥吏也是惯会玩的，而且手段更Jing到。新生的大宋朝廷已经在十年的吏治整饬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应对猾吏更是有一部厚厚的实务政典。每任进士在选官赴任州县前都要学习这些实务，包括州县的田册户册、税簿账目怎么看，钱谷怎么计算，仓禀实务，捕盗实务，jian吏惯用的欺上瞒下的手法等等，不要求选官们Jing通，但务求每项都有了解，不至被治下之吏欺瞒、架空。
派到安南路的州县官员们也当然接受过这样的实务学习，人人携着《州县实务政典》上任，到安南路之后，又在安南行营接受短期学习，对上任之地的人情、风俗、历史有了解后才上任，对付治下那些积年的胥吏虽不说手到擒来，至少也让他们心生凛惧，谨慎行事。从中挑出几个吸食百姓髓rou太狠的胥吏，公开审讯论罪，既得了底层百姓的民心，又杀鸡给猴看，慑服其他胥吏收敛手脚，老老实实做事。而且循着那几个论罪胥吏作恶的线头，扯出当地的一大望族，审其罪，判其刑，罚其家财补偿苦主——这些被迫出面的苦主有底层的小民小户，也有中户人家，还有上户、望族。
这是遵循卫希颜的“安南州县治略”，对越族上层要打击、分化，对中层和底层要拉拢归心，一旦中下层平服了，则安南可定。
毕竟上层阶级的影响虽大，但人数却少。
越国贵族是这个国家的上层，他们占据了社会最多的财富和资源，因为曾经拥有的权势和地位，不会像中下层那般容易收心。这些贵族的权势随着国家陷落而跌落，但在民间的势力仍然很大，甚至地方上一个望族的影响超过了当地官府的威望。卫希颜要打击的就是这些望族——贵族中的大贵族。
越国的国情与大宋不太一样，大宋的上层阶级是士大夫，天下读书人不论贫富都是“士”，是第一阶层，读书人一旦为官就是“士大夫”；而越国独立为国后仅仅经历了吴、丁、黎、李四朝，每个朝代都历时不长，还没形成“士”的阶层，而是由贵族阶级把持朝堂和地方政要。即使仿效宋朝开科取士，也是从贵族阶层中选拔，平民能读得起书的很少，能通过科举入仕的就更少了。奴隶更不必说，连读书识字都是要入罪的。这就使文化被贵族阶级所垄断。而且，贵族们占了越国七成以上的土地，田赋流失严重，兼并矛盾隐患深重。无论从哪方面看，卫希颜都必须对贵族动刀。
当然不是挥刀杀光，而是打击、分化。
越国贵族阶级也是分层次的，有大贵族、中等贵族，也有小贵族、落魄贵族。
卫希颜要打击的，是大贵族。
一个大贵族就是一个望族。一个望族的家底很少有干净的，如资本家的原始积累，少不了踩着他人的尸骨和血泪，要想从中挖出些陈年积怨不是难事。虽说证据可能早已湮灭，但人证却是可以找的，即使找不到也能人为制造。毕竟望族的仇家不少，而在贵族群体中，也有很多想踩着望族上位的，只是有机会。
陈如瑛记得很清楚，她的老师在以行营总管代管安南的那半年中，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削刺儿头”，将暗地里作死的大贵族刺儿头收拾了，再扶植一批中小贵族上位，和大贵族分庭抗礼，前越国的贵族势力就这么分化了。
随着七八家望族“刺儿头”的倒台，大贵族势力的削弱，最重要的一项策令——全面释奴令终于颁发了。这是在最初的《释放汉奴令》之后，针对所有的奴隶，颁发的释放令。自此，在安南路直辖的州县，蓄养奴隶被彻底废除。而溪峒羁縻州可选择是否执行。只有一两个富有远见的溪峒主遵循了官府的策令，释放奴隶为自由农户或签订契约的雇工，而绝大多数的溪峒都舍不得释放这些不需要工钱的“人力牲口”——这种愚蠢短见和贪婪会在日后给他们带来苦果。
“人可以被统御，但不可以被奴役。没有人应该生来被奴役。”卫希颜没有宣扬人权、自由、平等的想法，但基本的生存权利要有。在交趾，蓄养奴隶是合法的，奴隶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归贵族所有，贵族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这与秉承人文Jing神的儒家思想却是对立的，所以随着儒家文治在宋朝达到鼎盛，蓄奴便自然被废除，以律法禁止。而卫希颜对交趾开战的其中一大理由便是废奴。儒家追求礼仪教化，天下大同，儒生们也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