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者，当重人品！”卫希颜目光如雪，声音铿锵有力，“为帝者，若无天赋，可以勤为补；若无学问，可以学习；若无能力，可以锻炼。唯人之品性既定，便难更改。”
这是要在皇长子的品性上做文章？
胡安国皱了下眉毛。
范宗尹心道，卫希颜若敢论皇长子品性，必要驳得她哑口无言——从资善堂老师禀报的情况看，皇长子谦虚沉稳，相比起来，皇次子显得虚浮。
座中其他几位执政也存在同样疑虑，他们选立皇长子虽是从年龄为主考虑，但两位皇子在学堂的表现也是依据之一：论品性，皇长子当在皇次子之上。
便听卫希颜说道：“当年哲宗崩逝无子，向太后与宰执议立新君，在哲宗诸弟中择之。向太后倾向端王（赵佶），宰相章子厚（章惇）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然二府其他执政均附和向太后，遂决策立端王。”
这段史事在座宰执均是知晓。
卫希颜唇角哂道：“如今看来，章子厚为政虽厉，在相君上却极有识人之明——道宗为帝好奢玩乐，重用能任其奢侈享乐之宰臣，无体恤民生的仁善之心，无体顾社稷的宏阔之心，为帝唯有六字可评：败家、祸国、殃民。”
众宰执嘴角都抽搐了，虽然道宗在建炎朝臣心中已确定了祸国昏君之名，但为人臣者还是顾忌人君之尊的，至少明面上没有像卫希颜评得这么犀利的——《西湖时报》的主笔陈东是一个例外，但这位素来是胆大包天的，当年在东京就敢纠合太学生上书请诛蔡京、王黼等，是个敢抛头颅弘士毅的，有何不敢写、不敢说的？而且他是不入仕的士子，言论比官员相对自由，但如此评论无忌也是惹得赵构发怒的，若非有人明里暗里护着，早就被安个“谤议朝廷”的罪名下狱判流刑了。
胡安国咳了一声，严肃着面孔道：“为人臣者，评君当有分寸。”提醒卫希颜不要批得太刻薄了，为臣者心里有杆秤衡量就行了。
卫希颜眼眉一挑，“国家宰执，不同一般大臣，不仅要有为政天下之能力，还要有敢于直言帝王无德的弘毅之气。真正的尊君，是要匡扶社稷，匡扶帝德，不是为了体顾君王的颜面——国家的面子里子都被糟践光了，为帝者还有面子？只尊君王颜面，而枉顾国家颜面，可为宰执乎？”
叶梦得见胡安国被噎得板着脸不语的样子，心头大乐。
他们与卫希颜同殿为臣的时日久了，都明白一件事情：不可与其争论先帝之得失。卫希颜评论向来犀利直白，完全无惧大臣说“藐视君上”的攻击，她一句“武道，强者为尊；王道，德者为尊”就能噎得人半死。而且又拿宰相赵普敢于直言太祖说“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枢密使富弼用笏板指着英宗责斥他不孝何以能居帝位等前朝宰执的言行来说事，说哲宗之后的宰执们越来越不见风骨了——当时噎得范宗尹很没面。跟她论下去，任她将大宋历朝天子的失德事一桩桩摆出来，只能让御座上的赵构没脸面，与她驳论的大臣更没脸。其根本在于，卫希颜完全无惧当朝天子的不悦或暗中恼怒，而其他大臣却少有这种“坦然无惧”，辩驳下去最后为难的是谁？以致后来，但凡有论事涉及天子德行的，无论参政还是其他大臣都很明智地不与其辩驳。
胡安国微吸口气，压下胸口的憋闷。罢了，犯不着为了一个无德之君与她辩驳个高下，且听她后论再说。
便听卫希颜道：“道宗为帝的品性就是前车之鉴，必须彻底地披露，才能让继位子孙引以为戒，并不得翻案！——皇帝最喜欢干什么事？皇帝最喜欢找替罪羊，将自己的罪过栽在臣子身上。譬如建炎初，就有文臣投大行皇帝之好，为道宗饰过，将靖康之祸的罪责尽数推到蔡京、王黼、童贯这些当政宰执身上，又有文臣将黑锅扣到王荆公的熙宁变法上……”
她说的是建炎元年的事，程学大儒、龙图阁直学士杨时在福建上疏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于是朝野程学士人、士大夫纷纷应和，由声讨蔡京而上溯至批评王安石，请朝廷“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
当时正值朝廷南渡之初，图存救国成了最紧要的时政。既要图存救国，就要检讨造成靖康之祸的原因，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收拾人心，巩固新一朝的统治。才刚登基的赵构当然想开脱父兄的责任，便想利用杨时、胡安国、朱震等士大夫掀起的言论，把“国事失图”的罪责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
名可秀一针见血点明赵构用意：把新党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不仅太上皇赵佶一人，就是哲宗、神宗及向皇后也都脱去了“国事失图”的干系；而由误国的权jian之臣承担国耻责任，保持帝、后的圣明形象，既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赵宋”，又可引导天下人如何思考“国事失图”之因。
“这个肇端绝不能启！”名可秀当时对丁起、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