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邀前来的老师们都是业界顶端，为人所敬重的学者，有很多是我平淡人生中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人。
是疫情让我们相聚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也只有这一个。
我低着头走着，虽然我知道在这个关头没有会在意我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可我还是忍不住为在隔离区时的失控而无地自容，可当我走到老师身边的时候，那两种在我胸腔里互相碰撞的情感却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这从来都不是冲突的，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我还是相当幸运的。
我是本次参与抗病毒试剂研发的科研人员，被我弄丢了十一年的恋人是本次病毒的受害者。
我不知道那个厚重的贴着隔离区三个大字的玻璃分别了多少血亲和恋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像我刚才的所作所为一样，无论怎么拍打着玻璃窗，也没有办法离他更进一步。
而我何其有幸，拥有着亲手救他的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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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进展并不顺利，三天过去别说拆解病毒，就连提取致病的病毒株也只是将将完成，经溯源，该致病毒株虽然当地海域大量存在，但却并非源生于海里。
不过它到底来自哪儿就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了，我也只是后来听说当地几家生物公司被查处了，事情闹得好像还挺严重的。
提取出毒株后，我们第一时间对病毒进行了拆解，好消息是有的，比如这是个DNA病毒，相较于单链的RNA病毒能少一些变异。
但也有个坏消息——传播途径太难控制了。
血ye，性，黏膜接触，还有呼吸道等等，而且传染率很高。
这是个临海的城市，九月又是海水最暖的时候，最初感染者主要来自于这些海泳爱好者，而且年纪普遍偏大，身上携带的其他疾病很多，感染后容易引起并发症致死。
还有一些来自于生食带病毒的海鲜，生鱼片，生吃生蚝等也算是当地一大特色。
最初的感染者基数较大，传染途径有多，隔离还不及时，结果就演变成如今这个瘫痪的场面。
感染者日益增加，如何有效防护也是个令人头痛的难题，但是这个被分派给医学专家那边处理，上头一再催促我们抓紧研制抗病毒的药物，这个疾病的致死率太高了，再拖下去病情很有可能控制不住。
专家们挤在狭小的隔间开了整整一个白天的会议，要不是都带着口罩，那应当是一副唾沫星子横飞的场面，对于他们而言，这一天是演练和争辩，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助手而言，根本没有插话的机会，只能站在角落里，捧着手写板做了好几页的会议笔记，结束的时候地上飘着好几页，大家你的我的又争辩了半天。
最后统一的大方向是在复制阶段对病毒造成妨碍。
大方向定好之后，各组分工合作，从理论计算到药物设计，走得都很顺，可当第一支抗病毒药物即将出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药物的主要成分不能再人体内长时间稳定存在。
这无疑给我们了沉重的打击，也把过去的那些不眠不休的日子都化成了无用的废品，作为主要负责人的老师也为这次错误的指挥埋了单，病毒这个不用显微镜都看不到的小玩意儿，已经开始肆无忌惮地侵犯每个人的心理防线。
负责人换成了一个当地一个老牌病毒研究所的老所长，在首轮研究宣告失败后，他给了我们三个小时调整，三个小时之后开会。
我用那三个小时去见了宋嘉遥。
其实每天在死亡名单公布之前，我都会偷偷溜到玻璃门外看他一眼，他有时能感知到我的存在，抬起眼睛看我一眼，但是近来大多书情况下，都是闭着眼没什么生气的躺在那儿。
第一批感染者之中，还活着的就只剩下他还有另一个打捞队的。
而我最初那点救世主一般的狂傲奢望已经荡然无存了，仅仅是知道他还活着就已经心怀感激了。
挫败感和相继涌上来的无力感都太真实了，我怕我救不了他，我怕他等不到和药物临床使用的那一天。
我脑子里浮现出一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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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次的会议采用的还是旧方向，在原有的复制阶段阻碍，只是计划中改变了阻碍的策略，从干扰变成了竞争性抑制。
这个方案在我们上一次的会议记录草案上就是存在的，只是经过理论计算后发现不如干扰素来的快，我看见老师似乎皱着眉头似乎想说这一点，但是他还没有发言就被驳回了。
他现在的处境也很尴尬。
会议结束后我走到他身边，想把那些欲言又止的话问出来，他说合成慢，条件高只占一小部分，他比较在意的可能存在的毒副作用，但是没办法，这次是长期作战，只能先试试看了，必须想办法扳过一句，不能再死人了。
他说的对，不能再死人了。
我停下来不走了。
老师独自往前走了一会儿，回过头来发现我没有跟上，便有些不耐烦地催促我快过来，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