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满》世界被老贾连累死的工友102
八月底的一个傍晚，安慧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厂里传达室转来的，牛皮纸信封，封口贴着一张旧邮票，邮票上的图案已经被邮戳盖得模糊了。
邮戳上盖着一个她有些眼熟的地址，像是上海某个区，却一时想不起具体在哪儿见过。
她把信封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写，掂了掂，薄薄的，不像是装了什么东西。
拆开封口抽出来，里面是一张叠得工工整整的信纸，纸页泛着淡黄，边角有些卷了。
她展开信纸，开头是一行工整的钢笔字，笔划有力，横平竖直：“安慧同志，见字如面。”
落款处写着“赵德发”三个字，旁边盖了一个圆形的红章，是杨树浦机械厂的公章，红印油有些洇开了，把旁边几个字染得微微发糊。
安慧愣了一下，才想起那个送她们去上海、安排住宿、带着她们逛厂区的人。
中等个头，戴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笑起来眼角有细细的纹路，给她们安排住处时还特意问了句“北方的同志住得惯不惯”。
她接着往下读。
信不长，两页纸，大概意思是说，厂里记得她上回参加技术比武得第一的事，觉得她手艺过硬，想问她有没有兴趣调到上海来工作，厂里可以提供住处，工钱也肯定比北平的高。
信末还附了一句，说是“厂里领导班子讨论过的，觉得你是个人才，来了直接进技术组”。
安慧读完一遍，把信纸搁在膝盖上，靠着门框坐了一会儿。
院子里的蝉还在叫，暮色已经沉下来了，厨房里传来师娘炒菜的滋啦声，三个孩子在屋里不知道为了什么在小声吵嚷。
她看着信纸，心里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
要是没有三个孩子，她还真想调到上海去，毕竟这个时代的上海她没有亲身经历过，十里洋场、外滩的风、弄堂里的烟火气，上次去学习，也只是大略地看了看。
可现在，她低头看着自己这双手，指节粗大，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净的铁锈色，这是一双拧螺丝、磨零件的手，也是一双给三个孩子掖被角、系鞋带的手。
可惜了。
她把信纸折好，塞回信封里，搁在窗台上，夜风从窗户吹进来，把信封的一角掀起来又放下，像是有什么话要再说，最终又没有。
第二天上班路过邮筒的时候，她把婉拒的信件投了进去，转身往厂里走，步子跟往常一样快，街边的早点摊冒着白汽，卖豆腐脑的大爷在吆喝。
九月一到，知了的叫声稀疏了，稀稀落落的几声，拖得长长的，像是夏天在依依不舍地告别。
院角的月季还在零零星星地开着，颜色却不如夏天那样浓烈，像水彩褪了一层，粉的淡了，红的浅了，花瓣边缘微微卷着，被早来的风一吹，便纷纷地落了。
三个孩子的新书包是师娘用碎布拼的，蓝的、灰的、藏青的碎布块裁成大小一样的三角形，一片一片地拼在一起，拼出菱形的花纹，针脚走得又密又匀，线迹藏在布纹里，几乎看不出来。
书包带子缝了两道，格外结实，师娘说“孩子爱跑爱跳的，不缝两道撑不了几天”。缝完的那天晚上，她把三个书包并排摆在三小只面前，几人商量了好久，才各自选好。
开学那天，安慧特意请了一个小时假。天还没亮透她就起来了，轻手轻脚地检查了三个孩子的铅笔盒。
虎头早就醒了，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一会儿喊“快走快走“，一会儿又跑回屋问“我的本子带没带”，把门槛踩得咚咚响。
石头坐在门槛上系鞋带，系了又解开，解了又系，鞋带被他揉得皱巴巴的，毛头蹲在他旁边，伸手指着说“你这样绕过去”。
师娘在院门口等着，手里提着菜篮子，看见安慧领着三个孩子出来，她说了声“走吧”，就带虎头朝前走去。
虎头走在最前面，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的，嘴里不停地问着“学校有多大？”“我们会有很多同学么？”“中午能回家吗？”，声音脆生生的，惊起了路边槐树上的麻雀。
石头跟他并排走着，偶尔答一句，大多数时候在低头看自己的新鞋，毛头走在安慧旁边，小手攥着她的一根手指。
师娘走在前头，时不时地回答着虎头的问题，后脑勺上盘好的发髻已经花白了大半，被晨光一照，泛着一层银灰色的光泽，像是落了层薄薄的霜。
她的背影微微佝偻了，但步子还稳，这条巷子她走了几十年，闭着眼都能数出每家门口种的是什么，安慧看着那个背影，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上来的酸软。
教堂小学那扇铁栅栏门已经敞开了，几个穿蓝布衣裳的孩子在门口跑来跑去，书包在背后啪啪地拍着。
有大人牵着小孩的手往门里送的，有拎着布书包在门廊下站着的，还有孩子蹲在墙根下翻书包找东西的，乱哄哄的一片。
周老师站在门口，穿一件月白色的长袖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