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隆一、中文名叫李逸，1905年在日本东京出生，京都帝国大学毕业。1938年受日本海军部委派来到中国，担任日伪华北航业总会北京办事处副处长，专门搜集有关华北沿海的船舶及抗日游击队的情报。
此人在1931年至1933年在中国东北服兵役，在联队任作战参谋。山口隆一擅长驾驶车辆和使用多种兵器，性格凶残，热衷冒险，曾同东北义勇军多次作战，最后被义勇军用手炸伤，只好退伍回国。
1938年，山口隆一再次来华，先后在青岛市船舶联合局、华北航业总会担任庶办主任、人事文书、辅导科长。1944年调任航业总会北平办事处副处长，专门负责与日本军部、日本大使馆的联络事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想利用中国轮船为其搞运输，在“大东亚省”设立了“华北轮船联营社”，山口隆一便被任命为联营社联络处长，负责与华北各轮船公司接洽。
在这个角色中，山口隆一的兽性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对中国船舶任意无偿“征用”，对“不合作者”寻找各种借口加以诬陷，如诬以“通共”或“破坏大东亚新秩序”等罪名，弄得很多人倾家荡产，甚至惨死于日本宪兵手中。
1945年，日本投降后，山口隆一被吸收入美国战略情报局，并从情报局领取薪金。北平解放前夕，美国特务机关安排山口隆一等大量间谍、特务潜伏下来，为他们配备间谍工具和武器弹药，伺机刺探情报，从事破坏活动。
为了阻遏新中国，美国在实施政治、军事恫吓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千方百计利用解放前夕潜伏在中国大陆的间谍特务组织，对新中国实施破坏捣乱。他的公开身份是法国人魏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李安东与山口隆一是1946年在法国人魏智在东交民巷开办的法文图书馆认识的。
两个人都与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特务日高富明关系密切，所以，山口隆一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李安东的情报员。李安东等人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并且沆瀣一气，其中有一个缘由，那就是他们都曾为日本、美国以及本国做过谍报工作，并且或多或少都与包瑞德（美国驻华使馆上校武官）有过往来。
李安东经常露面，给他拍照轻而易举，山口隆一却隐藏的很深，一般不出门活动，很难取得面部清晰影像（当时的相机多数是定焦镜头，即便有300的长焦也比烟囱还粗，偷拍很容易被发现）。
赵继统动用了他的私藏，中央情报组撤走时留下的间谍药剂“缓释泻ye”。它不象医用泻药那么猛，狂泻不止，而是让你过一段时间就得去一次，还伴随着轻微的腹痛，专供“调虎离山”时使用。
果然，服用没多久山口隆一就离开了家里，去往东单二条路南的一套小四合院，那是日本人吉泽国雄开的一家小门诊。侦查员小许也耍装成病人前去就诊，被安排在东厢房的待诊室等候。
不多时从正屋出来的山口隆一在与吉泽国雄的中国夫人以及三岁的孩子道别时，被拍下了清晰地面部照片。小小的个子，胖胖的方脸，还留着小胡子，走起路来有明显的军人风格。
就在侦查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过程中，发现天主教（罗马教廷驻华公使代表）黎培里的驻北京代表马迪儒主教与他们来往密切。经过缜密侦查得知：马迪儒、意大利人，时年64岁，1925年奉“罗马教廷”之命来到中国，任天主教河北易县教区任主教，以传教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
抗日期间，马迪儒大肆搜集八路军的军事情报，同意并欢迎日本驻军进入他的教堂休整。后经李安东介绍认识包瑞德，转而成为为美国效力的间谍。
北京进入夏天之后，天气酷热难熬。到了傍晚时分，市民们才走出家门在街上纳凉。崇文门内大街是贯穿北京内城的大干线，每天车辆如流，人头攒动。
在崇文门通往磁器口马路的便道上，有一个身穿白衬衣、蓝裤子的小个子在慢慢的行走，不时用余光查看车流中的车辆。这时，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由北向南疾驰而来，停到这人面前打开车门，小个子一个箭步蹿进车内，汽车径直向南驶去，然后消失在来来往往的车流中。
这一系列举动没能引起旁人的注意，却没能逃脱侦查员的眼睛。小个子正是山口隆一，车上坐着的自然就是李安东，最近两个人频频见面，看来像是要把计划付诸实施。
可是，就是这次见面之后，两人再没有交集，好像根本就不认识的样子。
李漱玉比刘萍大得多，有多年敌后工作的经验，模样那自然也是万里挑一的。可是刘萍就是烦她，自从她来了之后，一直“缠着”自己的头，大事小情总有说不完的话。
这不今天陪着头儿例常去医院做个检查，她也非得跟着，还坐在后排座上，真把自己当成司机了！
一肚子气的刘萍将车子开的飞快，结果没留神底盘磕上了一块大石头，“咕咚”一声，停下车看了看发现没发现漏油，不放心的刘萍在路人指点之下来到了不远处的西单宽街12号——景福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