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新旧两党到了一八七零年已经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不管两党成员们自己的心里实际现想法是怎么样的只要是一方支持另一方则必然反对，在衡阳械斗被平息之后新党终于在这场黑白斗争中跨出了重要的一步，那就是针对旧党手中的王牌北京的皇权进行攻击。在此之前当旧党强调李富贵无父无君的时候新党总是拿他为朝廷立下的汗马功劳来驳斥，现在终于有人挺胸站了出来断喝一声：“我们为什么要忠于北京的那些鞑子？”这一声断喝让整个湖南为之震动，实际上这种观点很多人心里都有，在朝廷对舆论的控制基本丧失以后对满清统治进行反思的行为一直在很多士人当中悄悄地进行，关于当年满人入关进行大屠杀的小册子也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在两江这种书已经可以用合法刊物的面目出现了。在湖南虽然已经有些人认为是重新找回汉族正溯的时候了，但是在公开场合大声宣扬这种观点仍然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声断喝造成了短时间的沉寂，然后一场更大的风暴突然降临，西北的战事已经完全被人们丢到了一边，关于满清政权合法性的争论铺天盖地而来。曾国藩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了一个明显的犹豫，因为在此前他已经被新党接纳，旧党视其为眼中钉，所以他也就不再继续摆出那样以前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中立姿态，而是更倾向于新党，结果当新党突然对北京发出质疑的时候他也一下子懵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样一个犹豫使得大论战在湖南拉开，这个时候曾国藩再想让事情迅速的平息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在很多地方已经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原因是很多湘军也牵扯到了这场争吵中来，他们当中同样也分成了两派，这些人的加入使得局势更为混乱，而且地方官的权威也在这些枪杆子面前荡然无存。这场sao乱立刻引起了整个国家的注意，对予满清法统的质疑竟然首先在湖南爆发让大家都感到很吃惊，因为在当时很多人的心中都有一种湖南人保守的偏见，所以这次表现出的革命性让人大跌眼镜。清廷自然是极为震怒，慈禧先是下旨要拿问曾国藩，这件事当然被李富贵挡了下来，左宗棠也以头上的顶戴来为曾国藩担保，最后南方各省的督抚陆陆续续的跟进，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倒不完全是对曾国藩讲义气，而是在半独立之后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立场，这些人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督抚废立的权力又重新被北京执掌。慈禧这次的伸手抓权就这样遭受了挫折，可是湖南的事情并没有完，虽然南方的督抚都不同意因为此事降罪曾国藩，可是这场sao乱却不能这样放任不管。在这些人的心中对满清法统多少也有一些疑惑，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还无法真正面对这个问题，因此对他们来说尽快平息湖南的sao乱，把这场法统之争搁置起来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对此李富贵倒是不慌不忙，同时他把接待曾国荃的规格向上提了一级，一直到大家纷纷来信、发报要求镇南王速速平息湖南的sao乱李富贵这才慢吞吞的展开了行动，本来组建起来对付侵略者阿古柏的联军一下子调头把枪口指向了湖南的革命群众。在李富贵、李鸿章和左宗棠合力压制了下去，争议被暂时搁置，表面上做到了不偏不倚，曾国藩向朝廷请辞为此事承担了全部责任，同时表刘长佑继任湖南巡抚。满清政府对此事极为震怒，但是偏偏没有什么办法，毕竟它不可能在湖南搞什么大狱，而且南方几路诸侯已经很清楚地表示此事最好的解决放法就是到此为止、不宜深究，慈禧也只能干瞪眼，同时心里暗暗咒骂奕欣养虎为患。这次的处理方式是两边都不追究，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公平，可是实际上谁都不会这么想，因为事实是新党这边口出狂言、大逆不道，旧党是为了维护朝廷挺身而出，结果双方打了起来，还互有死伤，所以谁都能看出这种两不追究的处理是在包庇新党，以此次事件为开端攻击满清的言论在南方合法化了，在有些地方后来更演变成为驱逐清廷派遣官员的行动，当然这种驱逐并不是使用武力，而是通过不合作的态度把地方官挤走，省籍回避制度造已经名存实亡，民众更愿意接受本地人做他们的父母官。这次大辩论的许多Jing彩语句都被汇集成了小册子在市面上流传，由于后来的反清行动往往都从这次湖南sao乱中寻求理论支持，所以历史上也将次定义为近代中华民族反抗满清统治开端。李富贵对于这种变化当然十分支持，实际上随着言论的放开和中国在海外取得的战绩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放眼看世界在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已经越来越快，人们突然发现骑在他们头上的满人实际上毫无力量，而他们每年要消耗的钱粮却又是那样的巨大，如果不是李富贵实在让人不放心或许早就有大规模劝进的事情了。人们多少还是有些害怕李富贵在赶走满人之后又把洋人给当作特权阶级供起来，毕竟仅凭一场菲律宾战争还不能完全洗脱李富贵二鬼子的味道，更何况在这场战争之后李富贵仍然和其他洋鬼子抱得很紧。李富贵对目前民众觉醒的速度还算满意，实际上湖南能够在这个年代就喊出“驱除鞑虏”的口号让他十分的吃惊，他觉得或许在西北战事结束之后就可以真正的对付清廷了。这次联军在湖南的行动对李富贵来说是一次意外的收获，由于有曾国荃、左宗棠的帮助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真正的抵抗，除了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