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谁为社会牺牲，并非看谁对谁错，只是看如何用最高的效率取得最优的效果。”我说，“总之，如今的一切安排，都是对整个社会最有利的。而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你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危害整个社会。良知也好，公平也好，自由也好，和人类文明的延续与生存相比，都只是一些空洞的概念罢了。”
“没错，你们一切都只看利弊——可是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她怒视着我，好像我就是她所憎恨的这个社会的代言人，“你口口声声说男性过得很幸福，被保护得很好。但如果让你和他们交换，你愿意去过那样的生活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坦诚回答：“不愿意。”
“那你还能坚持说他们幸福吗？”
“你要知道，演化从来不在意个体的幸福，只在意群体的利益。如果你想想漫长的男权社会里，男性是怎么对待女性的，你就会觉得现代社会真的已经尽力保障了他们的幸福，已经达到了人类历史上人道主义的极点。”
“人道主义？现在不过是把曾经男性对女性的奴役颠倒过来，你居然从奴役中看出了人道主义？”
“不要总是用‘奴役’这种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要用理智来进行思考。”我冷静地向她解释，“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父权制确实是能够使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因为社会需要大量劳动力，私人财产需要继承。最合理的家庭模式就是男性外出打仗劳作，女性在家养育后代。为了不让男性因争夺生育资源而争斗，还要把女性当成他们的私有财产，和其他男性隔离开来。但是这个模式后来动摇了，你觉得是为什么？是因为人们突然良知发现，意识到女性太可怜了，所以决定给她们平等与自由了吗？”
她皱起眉头，疑惑地看着我。那神情就像年轻人在大学课堂上通常所表现的那样，无知而又好奇。
我接着讲了下去：“这和良知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社会发生了变化，新兴的工厂需要女工作为劳动力，社会迫切需要将闲置在家的妇女放入职场。后来，在一战之中，由于女性广泛参与工业生产，她们在经济中的用处进一步提升了。一战之后的女性并非比前人更聪明、更优秀，才因此得到社会的承认；她们只是变得对社会更有用了。”
“所谓善、恶、正义、公平、良知、自由等等，其实都只是口号。人类社会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其目的是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一个人或一群人之所以受到悲惨的待遇，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错，只是因为他们对社会没用了。比如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贵族，并不比之前的贵族更坏、更堕落，可为什么他们的下场如此凄惨呢？其实只是因为人们逐渐发现，贵族已经对社会没有用了，却依然占据了许多不该占据的资源而已。”
“所以，现在的男性之所以是这个境地，不是因为他们比战前的男性脆弱、愚笨，只是因为他们的作用变化了。搞清楚这点，你就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说现在的社会是最人道主义的了——你想想以前的社会怎么对待失去用处的人？把没用的贵族送上断头台；把多余的女婴溺死；把失去生育能力的老年妇女说成是女巫而活活烧死；在困难年代把只会写诗的文人流放边疆开荒；毫无计划地生出大量过剩的人口，又没法给他们充足的资源，只能让他们贫寒一生，孤苦终老；用拙劣的技术调控经济，一旦搞得不景气，就把大批失业青年赶往战场。而我们现在，根本不让无用的人出生受苦。我们只生育极少数优质男性，还让他们得到最周到的照顾，让他们在快乐中度过一生。这能算惨无人道吗？”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我觉得有点渴。善解人意的智能水杯自己从桌面上滑到我手边，为我献上一杯温度恰好的纯净水。
那年轻人陷入了沉思，良久，她才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神中多了一种莫名的悲哀。
“这种理论我知道。可是，我觉得人不应该是社会的工具——人有人的用途。”
“很多人都这么说，可是他们自己也说不出人类还有什么用途。”我放下杯子，它乖巧地自动滑到一边去了。“事实就是如此，人类的社会上万年来无论怎么变，都跳不出这个自然规律。”
“你说大多数男性现在没用了。”她突然激动地握起拳头，“那么，如果有一天女性也没用了呢？如果有一天，绝大多数人都没用了呢？那人类文明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不会的，人类文明之所以是人类文明，就在于它永远还是需要人类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年代，它需要的人不同。”
她陷入了沉默。我等了一会儿，继续追问：“你很喜欢思考这种问题吗？比如说人类存在的意义？”
“难道你没有思考过？”
“嗯，我也想过。但这种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呢？”
“我不记得了。”
“想想看。是不是因为看过什么书籍，看过什么频道，或者受到了哪位朋友或老师的影响？”
她又戒备起来：“我说过了，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