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师部平日禁酒，也只有过年这几天才能在闲职中喝。“国防部的远征军计划，名字倒是起得威风凛凛。”
“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人心。毕竟这百年来都输得太惨了。”陈镜予替吴应堂斟酒，“喝酒就少说两句话，这些东西岂是你一校官来评判的。”
“公道自有后人来断！”
“那也得要有后人才是。要是亡国了，哪来的后人？不过一群丧家犬。”
吴应堂不吭声了，打个酒嗝出来，“算了，提这些做什么。我们服从命令就是。”
陈镜予自己也倒了酒，端起酒杯问：“干一杯？”
吴应堂半起身，“刚好我想好了祝酒词。”我们三个的杯子碰到一起，他说：“恭喜我们顺利活了下来，又多活了一年。”
我喝了半杯，想要同陈镜予再碰，一转头看见她捏着酒杯也在看我，眼中波光流转，喝了酒后的唇鲜美十足。我同她碰杯，听见她问：“你呢？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我？”
我想了想，说：“愿你得以站于战后明堂。”
她笑，喝光杯中的酒，眼中明亮如洗：“你也是，愿得受光于庭堂照四方。”
年后我军去沅陵、桃源整训好应对中秋前后的阅兵，吴应堂知道此事时还幼稚到亲自到参谋部去找陈镜予，据后来小霍的现场报道，陈镜予从兜里掏一个水果硬糖出来丢给吴应堂：“情报不错。”
我捂着肚子哈哈大笑，搂着陈镜予的肩说：“吴应堂没冲你丢白手套也是很有涵养了。”
陈镜予从喉咙中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嘲笑的意味大一些：“他也是幼稚地可以。”
我们在整训期间又大量扩充武器，捷克式轻机枪被军长要来好一批，预十师是当年方师长组建的德系师，士官整体受教育程度高，这些军械被方师长和陈镜予联合要来不少。
但我没碰的权利，陈镜予不准我碰，她说我简直是浪费子弹。
我哼一声：“后勤军需官也是有人权的！”
她笑，抽出腰间的军刀来讨好我：“教你近战格斗吧。”
我跟着她从整训开始学到结束，最后一天她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你用到它，那也就说明你弹尽粮绝，身边只有你自己能依靠了。”
我跃跃欲试：“我会拿这把军刀多杀日本人的。”
她摇头，突然伸手抚上我的脖子，指尖摩挲着我的皮肤，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你干嘛呢！”
“你的颈动脉在这里。”她说：“我只是想告诉你，在这里用力割一刀，死地会快一些，日本军医也救不了你。”
所以我说我讨厌她，她老是打趣我。
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是在今年初秋，我军本来的计划是在阅兵结束后直接开赴缅甸，用陈镜予的话来说是执行“远征军计划”，但阅兵前夕却突然通知，任务取消，委员长不会来长沙，我军直接在衡山集合，以控制长沙和株洲一带。
但是就在会站前夕，我军接到战区司令部的命令，令全军开赴高桥至福临铺一线修筑防御工事，司令部设在剑山将军坝，预计九月二十三日到达后设电台。预十师在长沙以北的金井布防,后来听说是薛岳计划要将战线拖在今井至粤汉路东西之线中，这才将预十师调去今井增援。
我师由车运至株洲西北的田心，下车后采取急行军模式，出师不利的是天还下着雨，道路泥泞不堪，我还好一些，基本从轻上阵，雨衣也有，枪械物资都不需要我背，但全师大多数却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防雨装备不够，全身shi透又被体温烘干，许多士兵都边走边打瞌睡。
我师驻扎在金井西北沿河的村庄里，我跟陈镜予单独分了一个院子，参谋部也设在这里。师部在隔壁院子，我将电台设在那里，若是有一天师部的防线都被突破，那电台实际上也只能用作发遗书。
这天晚上我累得要死，架完电台后便倒头就睡，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在我身边，我的后领在我后颈上细微摩擦了几下，我“唔”一声，翻个身过去，隐约间又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乖，脱了外套再睡。”
声音温软，我脑中闪过陈镜予的脸，无奈真是太困了，眼睛像是被胶水黏住一样，死活睁不开。
我又听见她轻声笑：“睡得跟猪仔子一样，炊事班养的小猪仔都比你乖巧。”
我蹬一下腿表示抗议，陈镜予说：“嗯？不是小猪仔么？”我咕哝道：“当然不是。”但是即是咕哝，声音肯定都堵在嗓子中含糊不清，她当然也听不清楚。
陈镜予说：“那就劳驾尊贵的陆小姐抬一下胳膊，我帮你把外套脱了。”说着，我就感觉到眼前有一片Yin影遮住了本就氤氲的昏暗烛光，她在解我的衣扣。
我伸了伸胳膊，她帮我把袖子褪下来，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一阵困意袭来，我睡着了。
我之所以将这场战役写得这么详细，详细到连陈镜予说的每一句话都记着，我住的土胚房的细节也都记着，甚至记得那根烧着的蜡烛是陈镜予自抽屉中找到的半截。原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