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热兵器，对冷兵器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军事科技是格物科学与军工应用技术的结合。它是大宋军事领先、并持续领先的最重要基础。它是军队战斗力除了‘人’的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越‘人’的因素——吐蕃战争就是例证。
“军事科技的发展，必将带来新的战争方式。国与国之间的军力比拼，将日益减少兵员数量上的比拼，而武器的先进性将占越来越大的比重。我军必须尽快熟悉、适应这种变化，指挥官们、参谋官们，必须积极思考、创造出适应热兵器战争的战术、战斗方式。
“胜利，属于先行者！”
可以说，吐蕃战争是对枪炮作为战争利器的更有力表现，对宋、周的影响都是深远的。从两国官方来看，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体现对军器研制和革新的军费投入大幅增加上。当然除了军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影响，不可一言概之。
如果说宋周两国在吐蕃的军事战争是势如破竹，那么两国佛道二教在吐蕃的传教“战争”就称得上磕磕绊绊了。
在攻打吐蕃之前的几年，两国宗教已经进入吐蕃传教，大宋这边进入更早——陈如瑛入云南就任时，大慈寺和玉局观就已经进蕃五六年了，至开战时，在吐蕃传教已近十年。但是，影响并不大。
两教的高僧、高道通过辩经会、斗法会打出了名气，但是对传教的助力却不大。
一是吐蕃佛教、本教利用在本地的影响，大肆宣传、诬蔑中土的佛道二教是伪教、邪教，影响在吐蕃贵族和平民中的形象，这就使去中土佛道寺观上香、听佛法道法的人很少。二是吐蕃地广人稀，道路险阻，交通不便，要依靠在寺观中开经会、道场来传道，也很难聚集起百姓——吐蕃的信徒很虔诚，即使山高水险也会跋涉而至，但前提是他们先成为你这个教的信徒。
这就使中土佛道二教的僧道们必须走出去传教。
但吐蕃除了道路难行外，气候也不好，不仅昼夜温差大，而且不同地方的气候差异也大，这边旱季，干燥如沙漠，那边雨季，暴雨、冰雹、雷暴，甚至有些地方“十里不同天”。外出传教不仅要与人为的阻挠做斗争，还要与自然环境做斗争，比起中原传道，要花更多的时间。
而且，还有语言不通的困难。尽管僧道们入蕃前已经接受过吐蕃语的学习，但要说得流利，熟悉吐蕃当地的俗语，还要用蕃语将传经故事讲得引人入胜，那就不是学会语言，而是要学Jing了。
一些僧道死在了传道的路上，一些僧道在困难面前吓得退缩了。大浪淘沙，道心、佛心坚定的弟子显现了出来。又有更多的弟子又被本土寺观送入了吐蕃。吐蕃，成为了这些佛道弟子的苦修地、“试金石”。
由于传教的种种困难因素，两教的实际发展是在吐蕃战争结束以后——大宋设立昆藏路，大周设立唐藏路。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昆藏路”是卫希颜的提议命名，解说时道，吐蕃的“蕃”有汉民族对异族的歧视之意，不利于统治后的民族团结，故改称“吐蕃族”为“藏族”，其地则是藏地，藏地西境有昆仑山，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是西王母的圣地，故以昆藏为名。周帝看了大宋官报登的路名后沉yin一笑，便也提笔命名“唐藏路”，沿用了“藏”，“唐”则名出于藏北境内的唐古拉山。
因为有了宋周昆藏、唐藏路官府的支持，藏地宗教对中土宗教的阻挠不敢再那么明目张胆，行动上也收敛了许多。中士二教的法会、道场聚集起的百姓渐渐增多。其中一大群体就是被宋周朝廷废奴后释放出的奴隶，因对中土官府心怀感恩，对中土来的宗教便也生出了亲近之心。这使中土佛道二教在藏地的信徒日益增长，虽然称不上发展迅速，但是在步步前进。
之后三十年间，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经历了十几次辩经会，各有胜负。而到后来，汉传佛教渐渐占了上风。吸收、融合了道儒思想的汉传佛教在经义上比起还在发展期的藏传佛教理论上更完善，当汉佛高僧们吃透了藏传佛教的经义后，犀利的反击就开始了。
大宪四十七年的佛教辩经，对入藏传教的汉传佛教而言，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辩经会。辩经胜利的大宋大慈寺和昭觉寺，取得了入住逻些大昭寺的资格。
大昭寺是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修建，与布达拉宫同为全藏佛教的圣地。在藏传佛教再兴后，大昭寺重新被逻些王朝开启，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先后派驻僧侣入寺。而今汉传佛教得以入驻寺中，意味着汉传佛教得到了藏传佛教的认可，成为全藏佛教的一分子，并有资格入驻全藏佛教圣地的大昭寺。
当然，这不是藏传僧侣们心甘情愿的认可，但约战既输，便不得食言，佛门弟子不可打诳语。
而入住大昭寺，只是汉传佛教在藏地站稳了脚跟，论传教范围和影响范围都还只限在藏布江中游的逻些、山南一带，以及临近云南、西川一带地区，传教地域不到昆藏路的四分之一，而广阔的纳里高原还没有建立起一座汉传佛教的寺庙。
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