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玉作为大明皇帝向来不求虚名，但凡是有利于大明的利益他，他都会做。
安南这片土地，一直在反反复复，从秦末汉初时候的赵佗开始，安南就一直在反复横跳，中原强势则依附，中原弱势则反咬一口。
中原和安南，恩怨情仇已经千年，朱祁玉这次郡县安南，不准备采取原来的三个月速战，解决对方的决策层，而后设立郡县，和对方椎髻箕坐了。
只要反对中原的统治的文化仍在，那么大明郡县安南，也不过是镜花水月，水中捞月而已。
朱祁玉之所以提出这样‘日拱一卒’的战略，是有他自己的考量。
永乐年间，英国公张辅第一次带兵郡县安南只用了短短的三个月时间，而后永乐六年起，大明便陷入了治安战的陷阱之中。
因为反对大明对安南统治的基础还在，大明在安南的统治并不顺利。
在军事上，大明驻安南大军，只能摁下了葫芦，浮起了瓢，哪里有火哪里扑，不断的平叛，这种平叛的军事行动，稳定了大明对安南统治的同时，反而助长了反对郡县安南的基本盘，也为后来的黎利造反，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在政治上，大明在安南的统治，不得不和当地的世家妥协，比如将一些关键的官职、知府州县事让与当地世家，莫氏、黎氏、阮氏等等和大明的官吏互相通婚，形成了一种姻亲来稳定这些世家，防止世家们加入反对势力之中。
而安南世家们，往往是两头下注，谁当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做世袭罔替的世家，永远把持政治权力。
在经济上，大明的经济辐射范围，只能集中在河内、清化等少数大型城池，而在乡村，大明从未统治，这种没有根基的经济统治，让税赋、经贸等完全控制在安南地方宗族、缙绅手中。
在文化上，入安南的大明人，就需要椎髻箕坐，也就是髻如椎，坐如箕，而安南还有根深蒂固的本地士族，他们一面不断的讨好大明官吏，一面又制造风力，阻止大明对安南的王化。
这对大明在安南的统治极为不利，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反对大明统治的风力。
所以大明从未真正的王化安南，这才是宣德三年不得不退出安南的主要原因。
在明仁宗调走黄福之后，安南的大明官吏，选择了横征暴敛，未必不是看到了大明在安南的统治，摇摇欲坠，选择最后捞一笔的想法。
大明在退出安南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大明的迁都带来的政治军事中心的北移、大明水师的收缩下西洋活动趋于停滞、安南反对势力的不断扩张、大明在安南横征暴敛消耗了统治基础等等多方面的原因。
“于少保，其实维持一个低烈度的战争，并不需要多少粮饷，省钱的同时，还能磨砺大明水师、大明云贵黔两广等地的边军。”朱祁玉补充了自己的想法，他的这种日拱一卒的做法，有很多的优点，其中一个就是省钱。
于谦并不反对陛下的这个说法，三个月的快速作战和五年期的低烈度作战，在军备消耗上，并没有太多的差别。
“陛下，那安南的百姓呢？”于谦低声问道。
唯一承受苦难的将是安南的百姓，五年期的低烈度战争，和三个月的快速作战，安南百姓长期陷入兵祸的恐惧之中，如同进入了人间地狱一样。
朱祁玉立刻说道：“朕是大明皇帝，朕不在乎。”
“臣仍然不认为这么做。”于谦依旧坚持的说道：“陛下，安南，不是倭国。”
“倭国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大明并不打算对倭国进行郡县化。”
“安南不能这样做，是因为大明对安南的战略是郡县化。”
“在本质上，这种低烈度的战争和永乐年间，大明在当地的平叛并无区别，反而会激起了当地百姓的强烈反对，最后才让黎利的势力越来越大，后来的横征暴敛，加剧了黎利的扩张。”
“大明在安南，也不是没有统治基础，如此日拱一卒，看似固若金汤，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于谦反对大明皇帝的日拱一卒的战略，是因为他认为没必要做到这个地步，大明在安南仍有统治基础。
如果大明皇帝这么对付倭国，于谦不仅不反对，而且双手赞成，因为倭国在大明看来，就是贼，偷大明的礼仪的贼，事实上，倭国已经陷入了战乱的泥潭，而且会持续下去，不知何时终结。
可是大明完全没必要对安南如此，于谦很有信心，重新郡县安南之后，景泰年间的郡县安南，决计不会像永乐年间那般虎头蛇尾。
朱祁玉往前探了探身子，十分郑重的说道：“蒙古西征，在不花刺，强令城内所有居民不得携带任何东西出城，不出城者一概格杀；”
“在玉龙杰赤，蒙古士兵并将阿姆河水引入玉龙杰赤，城内外死亡超过120万人；”
“在呼罗珊，尽屠其民，焚毁所不能取携之物而去。”
“而那片领土，最终被尹尔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等分，就结果来看，只要抱着留地不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