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詹姆斯·佩吉特（Sir James Paget）在1875年的一篇评述文章里语气温和地指出，过度自慰与过度性行为的临床症状相似，自慰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于量而非方式本身，自慰并不会引起与过度性交不同的症状。佩吉特还提到，被认为是自慰或过度性交而发疯的病人，比起因为自慰而精神错乱，更可能是因为精神错乱而自慰。佩吉特本人作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御医，为人虔诚而重道德，其言论并非在立场上为自慰辩护，仅仅是通过临床观察形成的质疑。
同一时代也有几位医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1877年，法国医生夏尔·莫里亚克（Charles Mauriac）在文章中表示，医学关于自慰的论述充斥夸大之风，人们几乎将疾病分类学上的所有疾病都归咎于自慰。关于精神症状与自慰，莫里亚克与佩吉特持相同观点，即自慰可能是疾病的结果而非原因。
另一位法国医生儒勒·克里斯蒂安（Jules Christian）的观点更加激烈，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克里斯蒂安直接批评了蒂索令人不寒而栗的描述。类似的早期观点大多对医学界夸大的形容提出了质疑，但包括以上三位医生在内，大多数质疑者仍保留了一些传统观念，认为某种情况下自慰确实会损害健康。19世纪末，英国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总结了之前的观点，在其着作《性心理学》的第二卷中，霭理士查阅了大量文献，做出了如下论述：自慰是一种广泛的行为，社会对青年自慰的做法纯属误诊误治。霭理士认为“有节制的自慰对健康人并不会造成严重损害”，“最明智的做法，是承认其不可避免，是文明生活长期束缚的结果”。
霭理士的前卫看法，受到了传统的强烈抨击。总体而言，早期对反自慰观念的质疑和驳斥并无明确的实验或理论依据证实，这些质疑如同蒂索及其拥趸的反自慰观念一样，是推理与思辩的结果，只是从另一个方面展开了推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精神分析学派是反自慰观念残余的最后一次反扑。20世纪初，严谨的医学研究已经表明之前被认为与自慰相关的疾病并非自慰所致，但自慰对健康有害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弗洛伊德将当时尚未找到明确病因的多种精神障碍归结于性，认为性是一切精神障碍唯一而持续的病因。
弗洛伊德认为，婴幼儿时期的自慰是人类发育中的特征，但随后若不能控制，自慰带来的罪恶感就会在青少年时期对人造成损害，若自慰的冲动与控制自慰的理性相冲突时，青少年就会出现歇斯底里的症状，故青少年应当摆脱自慰的诱惑。此外，弗洛伊德对女性自慰有所偏见，认为女性没有原欲，女性自慰，以及女性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是一种“阴茎崇拜”，这显然是偏颇的观点。
最后，如同众多的传统观念，反自慰的观念在受到挑战后，迅速动摇、溃散，人们对其怀疑也逐渐加重。20世纪中叶，已经不需要类似佩吉特或霭理士的某个学术权威站起来反对统治社会近两百年的蒂索的观点，反自慰的观念几乎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撤出了历史舞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政府儿童局（Children，s Bureau）发布的《育儿手册》，1914年版还提醒父母儿童可能被自慰“断送一生”，必须在第一时间予以根除，推荐采用机械性的方法约束儿童；1921年版虽然仍推荐使用机械性方法约束儿童，但自慰成为了一种“不良习惯”；1929年版则非但不再建议使用机械性方法，而且提醒父母机械性方法可能造成心理创伤；1942年版则直接告知父母不必为孩子的自慰行为担忧。
其他地区
世界各地的史前岩画中，有诸多关于自慰的描绘，古代世界的描绘中以男性自慰为主。女性自慰也有所提及，马耳他一座寺庙遗址中出土的一尊约制造于公元前4000年的泥塑就描述了女性自慰的景象。世界各地的原始哲学通常将人类的性行为同大自然联系起来。
在古埃及，自慰有特殊意义，埃及人认为神的自慰是一种具有创造性或魔法力量的行为，他们认为创世神亚图姆以自慰射精的方式创造了整个宇宙。神话中亚图姆通过向手射精，再把精液放入自己口中射出的方式，创造了第一对子女休（shu）和泰芙努特（tefunt）。因此当地人视尼罗河的潮水涨退跟亚图姆的射精频率有关，埃及法老曾为此每年向尼罗河中自慰一次。
印度教对自慰的态度相当宽容。在印度教中，性并不被视为原罪，只谴责未经同意的性行为。印度教不反对成长过程中的自然冲动，包括自慰，其认为以宗教的名义对自然冲动进行不必要的阻碍只会弊大于利，据说瓦夏亚那（Vātsyāyana）用梵文撰写的古老印度教文本《爱经》（Kama Sutra）中甚至描述了自慰的流程。然而，讲究平衡的印度教反对过度的自慰，自慰在印度教中被认为会使圣人（“沙督”，Sadhu）或圣女的能量丧失，使其失去对掌管生殖和破坏的神因陀罗（Indra）的抑制力。佛教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