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在话,大明朝的这帮文官们倒也不是在编书时憋着坏成心想犯错,只不过历来他们习惯性地不太把老朱家的事当回事而已。
这些自然是后话,而今的焦芳也不知道,只是因为今天上班时少陪了几个笑脸,又会在朝堂上掀起一场怎样的风波……
明人有俗语称:三个性儿,不要惹他。所谓三个性儿,分是闺女性儿,秀才性儿,还有便是太监性儿。
朱元璋废中书省以后,政事散于六部,皇帝亲身坐朝,事事过目,除了朝参官员,还召来各地耆老、人才、学官、儒者,将官子弟年纪稍长者,皆令“随朝观政”,“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朱元璋坐在门上,亲“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往往一语相得,即予优擢,用人“面选者多”,官员犯法,也常“面责而处之”,这样的早朝听政带有洪武皇帝浓厚的个人治国色彩,后代子孙想学也学不来。
第三百六十一章·醉翁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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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正德元年的那场折腾,刘健、谢迁回家抱娃了,李东阳顺势接任总裁官,焦芳位居其后,不过焦老大人对这事不太上心,他更在意自己做总裁的《孝宗实录》,被压制了这么多年,笔杆子好不容易握在手里了,焦阁老想以笔做刀,报复的人多着呢。
这类人身体残缺,又最在意别人眼光,内阁的二位阁老一时礼数不周,旁人或许没觉得是甚大事,对魏彬来说简直和踩了尾巴一样,急匆匆地就跑过来向刘瑾告黑状。
“何止!”魏彬咋呼道,“书中字划浓淡不均及差讹等足有百余处,本想着不与这般大头巾们斤斤计较,可他们也太不把万岁爷的编书旨意当回事啦!”
正德二年,七月初一,朔日大朝。
“只这一处错漏?”听完魏彬的小报告,刘瑾眼皮微抬,轻声问道。
别说编书了,就是定制年号这等一朝大事,从明初到明末,都是一直在糊弄着来,永乐爷的年号南宋那位方腊方大教主就用过,这不是打着朱老四的脸告诉他是反贼么;明英宗夺门之变复位多不容易,文臣给上了个‘天顺’的年号,大元天顺帝阿速吉八的骨头才凉了几年啊;至于小木匠的年号重了几个朝代就不去说了,其中有一位还是和朱八八一起夺天下的徐寿辉,可李白的‘明断自天启’总该有所耳闻吧,也只能说
总之一番波折,这套全书九十二卷,记事起自伏羲,终于元末的《历代通鉴纂要》,终于在正德二年告成了,随即交付内府刊刻,这期间却出了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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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伤春悲秋的闺女性和酸水直冒的秀才性,单只太监性儿便不可捉摸,戏台上看到悲情处经常恸哭失声,多泪常颦,平日里又喜怒无常,任意闹事,但若和你看对了眼,常常又是‘头也可割与人’。
只当了一年皇帝
大明朝的文官们不学无术、随便应付皇帝已经习以为常了,可大明朝有文化的太监们自觉总该要点脸,替主子辩驳一下,于是天启朝的内监汤盛写了一本《历代年号考略》,明白指出:本朝年号十六,而误重前代者五,实词臣失于参考之过。
事府、太常寺、左右春坊等衙门官员担任纂修官,同时调集大量文臣为誊录,可谓声势浩大。
素来以勤政出名的永乐皇帝,五征漠北,大部分时间在马背上过,不可能整日在奉天门上朝,朝会的政事属性已然淡化,“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无事者退治职务”,晚年多疾更直接把政务交由太子处置,朝会基本算是停了。
不扯远的,就说而今这位小皇帝吧,他的年号是根据《尚书·大禹谟》里“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取得,看起来颇有深度,可惜不但重了大理、西夏的年号,还和唐朝岐王李业之子李珍密谋作乱时的年号雷同,内阁三公和礼部官们根本就没有细细考证,素来与内阁不睦的马文升考察科道官时直接出题‘宰相须用读书人’,就是暗讽此事,当然嘴炮一时爽,马文升的结果很悲催,刘大夏与何天衢联手弹劾他能这么顺利,内阁的几位起了多大作用就不须提了。
这帮文官们赶上了好年头,要是活在‘清风不识字’的大清盛世,怕是连祖坟都被人刨干净了。
明代皇帝饱受后人非议的一项罪名便是‘懒朝’,被说成怠政昏庸的表现,与之对比的便是我大清的历代勤勉圣君,好像做皇帝的每天早起接受百官磕头便可君明臣贤,天下太平,实际上皇帝每日坐朝,接见百官,亲断庶政,恰恰是大明朝开创的,而且明朝不只有早朝,还有午朝(晚朝)的。
负责督刊的太监们核对时发现其中有纸张装潢颠倒,便上报了司礼监,魏彬也是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专门跑了趟内阁,毕竟书是你们编的,怎么更定顺序也该由你们来,可巧,这一日李东阳不在内阁当值,焦芳认为自己不是总裁,问责也轮不到他,王鏊更是看见内官便不顺眼,这二位言语间便有些怠慢,这可让魏公公那柔弱的小心灵受了莫大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