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强迫关闭，到最後只剩原本的四分之一，升学录取率大大降低，从原本的百分之九十五降至百分之二十。在不是人人有高学历的情况下，的确改善了蓝领工作缺工的问题。有些人甚至在高中时便转往技职学校就读，毕业後便可以马上投入职场。
这项政策看似提高职场人力分配的效能，但後面的演变却令人意想不到。
大学学府被大刀阔斧地砍掉四分之三後，学历变得更值钱，万富区人开始提出花钱买入学资格的意愿，而且声浪还很大；那些孩子即便再努力也无法从联招中脱颖而出的家长，他们愿意花b别人更高的学费，只求学校能用其他的管道让他们的孩子入学。
政府便从中嗅出了一道商机──将大学的办学权出租给私人企业，由他们决定学费的订价，然後政府再从中赚取出租费。
这样的政策受到普安区人的挞伐，这明显的会影响普安区人受教权利，他们根本没能力花大笔钱让孩子上大学。但却受到万富区人的ai戴，在万富区人的内心某种程度上认为只有富人才有受教权，这项政策的实践代表着时代的进步及觉醒，於是政客及商人联手让这项法案通过。而普安区人在这场纷闹中，几乎没有发言权。
出租权的合约中有一项表明，各个学校必须开放一些名额给考试入学者；因应每个合约的谈判内容不同，考试入学的百分b也不同。大抵来说，出租金是和考试入学百分b成反b；也就是说，想要多收万富区人的钱，要付出的租金就必须较多，而大部份承租人都希望将考试入学的b例压低，因为无论租金被抬高多少都能从万富区那里赚回来，甚至赚得更多。
目前第一学府的考试入学百分b被压至最低，而甄试入学的学费也被哄抬到b其他学校还贵上一倍，但还是供不应求，估计再过一、二年，学费还会再创新高。也因此第一学府总能聘任最好的教授，及提供更多的资源给学生，而学生未来的就业道路也较宽广。因此所有「好学生」都想进第一学府，甚至愿意缴交b其他人更多的学费来取得入学资格。而第一学府的办学「成功」也使得几所学校也想跟进。
政府为自己设立这一规定而沾沾自喜，因为这样也算是有「保护」到普安区人的权利，以後在选举上还可以此邀功。
而实际上，考试入学给予普安区人希望的同时，也让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孩子跌入深渊。
他们被赋予责任，全家人等着他的成功，他必须要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考试的折磨，就算身心俱疲，别人还会告诉你「能读书的人命最好」、「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之类的话，有时候耐x被磨完了，他们还会冷冷地说「你还要考几次才会上？」、「你以为家里钱很多吗？」
想逃避、想放弃，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家或者自杀。
事实是，考试入学的b例真的很低，低到有许多人选择逃离家庭或自杀。令人费解的是，这类社会新闻层出不穷，但还是许多人会做着「我的孩子会考上大学」的春秋大梦。
大丰很庆幸他们不必这麽b尚依，因为尚依天生就是读书的料。从小她就会主动地把功课安排妥当，时间一到她会主动坐在书桌前，从来不用别人叮嘱。大丰还记得尚依的国中老师曾经这麽称赞她，「我从来没看过这麽自律的孩子，尚依总是这麽杰出，以後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虽然爸妈从没要求他们的功课，他们不像其他的父母，极力地想在孩子身上看到高人一等的地方。但看到尚依这麽优秀，爸妈也不免也感到骄傲。
大丰的父母对他们的教育方式是采取较放任的态度，更正确的说法是，希望他们将来可以过着快乐的生活，所以从来不g涉他们想做什麽。
「不一定要到万富区才能过b较好的生活，留在普安区找个人结婚，和另一半胼手胝足的过一辈子，不也很好吗？」爸爸总是这麽说道。
「那为什麽你总抱怨生活呢？」大丰问道。
爸爸叹了口气才说：「这个世界变得不像样了，到哪里生活都有得抱怨。」
想要过什麽日子就得努力去追求，这是大丰所坚信的，人一定能创造自己的命运，因此他无法像父亲那样随波逐流。但另一方面他内心却隐隐觉得不安，也许这是父亲活到了中年而得出的生活哲理；也许他努力一辈子，最後也只能在普安区里继续忍受剥削。
因此大丰才会这麽强势地b迫尚依往万富区走，他知道尚依非常想留在普安区，因为她相信父亲是对的，到哪里都是一样，在不公平的社会中，到哪里都感到不安。可是他不容许，因为他知道尚依不属於这里，她应该和祖父一样，生活在那物资丰沛的环境里，过着不被金钱摧残的生活。对尚依而言，大医院的外科医师是个既能有成就又能过优沃生活的工作，这是最好的选择。
这也是大丰所希冀，可是现在看来似乎成空了。
那些人是用多少钱剥夺尚依的受教权？
大丰看着季先生房里的酒柜，里面约有一百多支酒占满了整面墙。要拿多少支酒才可以换得受教权？
大丰